这些年，杨绛一个人的日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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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【今年初】杨绛插口：我106岁，不是105岁。我身上没钱，有十块钱就觉得很富有
? ——陶然（2016年1月24日刊于“朝花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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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的士去杨宅时，司机开到三里河北街，是后门，但后门关闭，只好兜到前面的南街进入小院。走到小楼，按室号，没反应。旁边走来一位中年男人，见我彷徨，开口问我，是找杨先生吧?我点头，他就给开大门了。我含笑点头致谢，无言感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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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上得三楼，小吴已在门口相迎。我把替仁强树西带的棉夹袄等呈上，小吴说，奶奶在闭目养神。她趋上沙发边，喊醒杨绛，她睁眼见到我，笑着说，你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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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因为有事，没上北京探望，今年无论如何都要去。杨绛耳背，小吴对我说，奶奶老惦记着你，担心你太累。这我都明白，也是无言感激。杨绛拉着我的手，叫我挨着她坐下，小吴给我们拍照。她翻看我的《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》，看到有一张冯至旧诗集《十四行集》封面，她说，当年在干校，她教冯至如何下田，成了好友。还有何其芳。前一天刚到北京，就打电话告知小吴，她说，明天来午饭吧。虽然很想重温前年九月探访她一起吃寿面时，给我们唱儿歌的情景，但杨绛那天精神欠佳，不便打扰，于是便告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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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八卷本《杨绛文集》，小吴说，都出齐了，只是怕我带得太沉，她建议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《洗澡之后》和《“隐身”的串门儿》，不如拿这两本去？杨绛补充，《洗澡之后》就是原名《图书馆管理学》那本。题签时，杨绛依然用小楷，小吴在一旁提醒，字写大一点。杨绛抬起头说，我就是要写小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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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吴说，五月间，奶奶住协和医院检查，消息不胫而走，许多人都要来看望。连住同院的、百岁周有光也要来。协和的护士、护士长都纷纷要奶奶签名。当一名叫甄宝玉的护士翻起名牌时，杨绛说，你是甄宝玉呀？！我以为是玩笑话，但并不是，那护士真名就是“甄宝玉”！我虽并不在现场，但一时之间，竟有坠进《红楼梦》的刹那恍惚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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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离开北京前一天，我又去杨府告别。小吴说，一般来说，下午精神好，那天下午就看了好一阵子的书。当我敲开她的门时，杨绛穿着棉夹袄，正在读书。她放下眼镜，说，是楼上邻居的书，但已搬走了。那夹袄是树西托我从香港捎来的。她说，替我谢谢仁强树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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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说，我身上没钱，有十块钱就觉得很富有。小吴说，钱都给存着，每一笔都要给上头看，账目一清二楚。说话间，提起学校领导想托我带去看望她，她双目紧闭，我以为泛有泪光。他们把圆圆(即钱瑗的小名)害苦了！工作那么忙，回来还得改学生作业。小吴在一旁补充，钱瑗人太好，杨绛叫她搭的士回来，别省那个钱。杨绛又说，他们把她送到郊区医院，那么远！
她依然闭着眼睛，忽然说道，你明天要离开了，回去整理行李吧。我紧握她温暖的手，告辞。她起身，说，送送你吧。我说不要了。但她已经起身，在小吴的轻扶下，陪我走到门口，我拥抱她。小吴在一旁说，奶奶一百零五岁了。杨绛插口，一百零六岁！我和小吴齐声笑道，是一百零六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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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【前年初春】留我们吃面时，她忽然说，我给你们唱首儿歌好不好?
——陶然（2014年1月24日刊于“朝花”）
杨绛笑眯眯地说，“老爷有钱!”她解释,最近在翻译一篇东西，里面有一句“老爷有钱!”她现在最爱说这句了,有十来块钱在手,便说：老爷有钱!我和仁强大笑，现实中，金钱不是万能,但没钱就万万不能!是反讽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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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04年开始，每年九月，我们都会上北京，表面上是为了张仁强任董事长的“钱瑗教育基金”颁奖，那是一年一度为十名优秀北师大教师设的奖励基金;实际上是去三里河看望杨绛。虽然一年一度，但由于她早逝的女儿钱瑗是我们北师大老师的因缘，我们走得很亲近。杨绛早已闭门谢客，但“亲近的戚友和许许多多小辈们，随时可以冲进门来。他们来，我当然高兴，但是我的清闲就保不住了。”（《走在人生边上·自序》）我们也就因缘际会，成了杨府的熟客，说话也随便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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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九月，我因有要事去泉州，错过了一年一度的重逢机会，心中耿耿，只好电话问安。偏偏她电话听不清，只好由保姆小吴转达。这次和由我们陪同的校领导前往，一见到我们，她便拉着我的手，你来了!一股亲切之情油然而生。但当着客人的面，她很得体地应对。等客人离开了，她才活泼起来。她坐在沙发上，右手牵着我左手，左手牵着仁强右手，说，有件事情，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香港好多事情都很好，但没有退休制度可不好，哦，人家勤勤恳恳地工作几十年，到头来老了，就不要你了，不管你了，这不好。现在我有个建议，你把工作辞了，你编杂志要用脑，很辛苦的。你就专门给阿雯补中文，她然后对仁强说，他原来拿多少，你就给他多少。她望着我，这样你就解放了，可以写你喜欢写的东西。你看我的办法好不好?阿雯是仁强树西的女儿，曾在澳洲留学，故杨绛认为她英文强过中文。仁强连连点头，我无语，紧紧握住她的手，内心感激，已不能用言语形容。我在乎的是，她即使在百忙中，还会关心我的琐事!当然如非万不得已，我也绝不会去劳烦他人，即使他是我的知己好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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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强大概怕杨绛没听清，便在纸条上写上：“我会看住陶然的，您放心!”其实不用他说，我也明白。
杨绛兴致很高，留我们吃面时，忽然说，我给你们唱首儿歌好不好?我们当然极之欢迎。她唱起我们并不熟悉的歌，眼神却飘得很远很远，大概童年往事又涌回心间吧?事后我们才回过神来，颇后悔当时没有把她歌声录下来。但在刹那间，我们好像跟她一起，回到从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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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天下午再去，我顺便带去九月号《中华文摘》，封面是笑眯眯的杨绛，她看了，还是一贯的说笑，“照得很像！照得很丑！”我们知道她解嘲，忙说，照得很真实！很漂亮呀！这是心里话，一点也不会夸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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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记起上回来，她出示她手抄钱钟书旧诗词，注解部分更用小楷。偶然写得不好，她就用涂改液涂掉，重新再写。小吴透露，有时晚上做到两点才休息。这手抄本是应北京一家出版社之约而抄的。我忘了问她，书出版了没有？却只记得向她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杨绛文集》，她笑问，你们要啊？还没出齐呢！你要就送你。小吴从书房搬出沉甸甸的八册精装本，杨绛坐在她书桌上，戴上眼镜，要写先生？我们起哄，我们叫您妈妈呀！她笑着一笔一画地写下：“陶然存览 杨绛 二O一三年九月十四日”，然后又给仁强题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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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【93岁时】杨绛回忆年少时到解放日报所在地申报馆“看爸爸”
——杨绛撰文《到申报馆看爸爸》（2003年7月14日刊于“朝花”）
【刚写完《我们仨》一书，93岁高龄的绛先生，忙中取闲，为本刊（“朝花”）撰写此文。她文中提到的申报馆大楼现坐落在汉口路309号，曾为解放日报办公地点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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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十岁，自以为是大人了。其实，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。那是1920年的2月间。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，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女校去上学。大姐姐也愿意带我。那时候我家在无锡，爸爸重病刚脱险，还在病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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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“月头礼拜”（启明女校的规矩，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，称“月头礼拜”，住本城的学生放假回家），学生都由家人接回家去。她们都换上好看的衣服，开开心心地回家。留校的小鬼没几个。我们真是说不出的难受。管饭堂的姆姆知道我们不好过，把饭堂里吃点心剩余的半蒲包“乌龟糖”（一种水果糖）送给我们解闷。可是糖也安慰不了我们心上的苦，只吃得舌头厚了，嘴里也发酸了。直到回家的一批批又回学校，我们才恢复正常。
记不清又过了几个“月头礼拜”，大姐姐有一天忽然对我说，要带我和三姐到一个地方去。她把我的衣袖、裤腿拉得特整齐。我跟着两个姐姐第一次走出长廊，走出校门，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，又走了一段路。大姐姐说，“这里是申报馆，我们是去看爸爸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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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爸爸已经病好了。他那时在申报馆任职，以“老圃”的笔名写时评。如果我是在现代的电视里，我准要拥抱爸爸。可是我只规规矩矩地站在爸爸面前，叫了一声“爸爸”，差点儿哭，忙忍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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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招呼我们坐。我坐在挨爸爸最近的藤椅里，听姐姐和爸爸说话。说的什么话，我好像一句都没听见。后来爸爸说：“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”。
东吴大学女子篮球队，前排左一为杨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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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只知道“吃大菜”就是挨克，不是真的吃菜，真的大菜我从没吃过。爸爸教我怎样用刀叉。我生怕用不好。爸爸看我上心事，安慰我说：“你坐在爸爸对面，看爸爸怎么吃，就怎么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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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步行到附近青年会去，一路上我握着爸爸的两个指头，走在两个姐姐后面。爸爸穿的是哔叽长衫，我的小手盖在他的袖管里。我们走不多远就到青年会了。爸爸带我们进了西餐室，找了靠窗的桌子，我背窗坐在爸爸对面，两个姐姐打横。我生平第一次用刀叉吃饭，像猴儿似的学着爸爸吃。不过我还是吃错了。我不知道吃汤是一口气吃完的。我吃吃停停。伺候的人想撤我的汤，我又吃汤了。他几次想撤又缩住手。爸爸轻声对我说，“吃不下的汤，可以剩下。”回家路上，爸爸和姐姐都笑我吃汤。爸爸问我什么最好吃。我太专心用刀叉，没心思品尝，只觉得味道都有点怪，只有冰激淋好吃。我们回到申报馆，爸爸带我们上楼到屋顶花园去歇了会儿，我就跟着两个姐姐回校了。我最近听说，那个屋顶花园，至今还保留着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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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申报馆大楼 解放日报资料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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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葺一新的申报馆屋顶花园 金定根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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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【九旬的她】拼命整理钱先生手稿，才有了商务版《钱锺书手稿集》
——伍立杨（2003年8月15日刊于“朝花”）
……《我们仨》出版后，杨绛先生曾称自己是“钱办主任”，是他们家留下来“打扫战场”的。年过九旬的她花费了无数个日日夜夜，将钱先生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，一张张精心拼贴起来，才有了这部商务版的《钱锺书手稿集》。杨先生的幽默令人闻之鼻酸。钱先生已淹在大化之中，得大自在了，而他的作品，如《管锥编》等，具有前无古人的深泓力度与美感，文字如奇兵劲旅，字里行间指向一种自由的精神。是现世的救赎，是人生的突围。在我辈的意识层面，于是就从“初极狭，才通人”的桎梏中，转进到“豁然开朗、土地平旷”的境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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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“死者如生 生者无愧”
——杨绛（2003年6月11日刊于“朝花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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锺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，从上海到北京，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，从铁箱、木箱、纸箱，以至麻袋、枕套里出出进进，几经折磨，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，纸张破损。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，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。我曾想为他补缀破旧笔记，他却阻止了我。他说：“有些都没用了。”哪些没用了呢？对谁都没用了吗？我当时没问，以后也没想到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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锺书去世后，我找出大量笔记，经反复整理，分出三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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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类是外文笔记（外文包括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西班牙、拉丁文）。除了极小部分是锺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，其余全是手抄。他的笔记，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，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。而且我又不懂德文、意大利文和拉丁文。恰逢翻译《围城》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（音译）来北京。我就请她帮我编排。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，“馋”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，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。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，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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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全唐文》等书的心得，日札里都有。他曾对我说：“我至少还想写一篇《韩愈》、一篇《杜甫》。”这两篇，想是“不易理董者”，再加“多病意懒”，都没有写出来。日札里的心得，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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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大量的中、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，锺书都“没用了”。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，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，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。我应当尽我所能，为有志读书求知者，把锺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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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商务印书馆愿将钱锺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印行，保留着手稿原貌，公之于众。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。但愿我这办法使“死者如生，生者无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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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【2001年1月3日】为“朝花”题写新年条幅:走进新世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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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 题 刊于2001年1月3日“朝花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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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【2000年】她关心着失去爱侣的柯灵夫人
——杨绛（2000年7月20日刊于“朝花”）
国容大姐：
六月二十二日上午，傅敏来电话，说柯灵先生已于十九日晚二十时安详去世，并告诉了病情，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的情况，他说你已住院，我为此很不放心。这天下午我又得查志华（时任“朝花”主编）长途电话，说我托她送你们俩的书还未送到，柯灵同志已去世了。咱们上次通电话，好像还是前不久的事——一个月左右的事吧？我听柯灵先生说话的“中气”很足，我问及你们身体如何，你说他“勿好呀”，没精神，平时不那样。我想他天天勤劳工作，太累了，休息几天准会复元，不料他竟匆匆走了。他是属鸡的，长我两岁，九十一高龄了，你们俩已白头偕老了，他年龄虽老而人未老。一九九八年冬，锺书去世之前，你们两位来北京看望我，我觉得他很清健，不老。人生四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他一下子跨越了老、病二关，突然而去，该说是几生修得的好福气了。八十、九十之人，离尘世而仙去，是“喜丧”，是“红事”，我不该为他伤心，但为你着想，我却是放心不下。锺书去得慢（虽然缴天之幸，他未吃大苦，用他自己的话说“反正生病终归不会舒服”），我们的分离，好比皮肉一分、一厘、一毫地慢慢揭开，痛得钝而顽。你们的分离，就好比一下子撕下你一张皮，我不知你如何忍受。不过你是年轻轻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，准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式的老太太强。说是这么说，我这几天来一直在挂念你。
陆机《百年诗》：“八十时……乐事告终忧事始”。我已尝尽滋味。柯灵同志九十还健，我只有羡慕。但是他的末一部大著作未能完成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”，这是千古伤心事，也永远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我每次读完一部传记，总感到人生的这点悲剧性。
从前每当我遭逢不幸，或报纸上出现诋毁我的文字，你们两位总来个长途电话安慰我，你是他的耳朵（柯灵先生晚年失聪——编者注），他的话总由他亲自向我说，他对朋友之妻尚且如此慈厚。我很自私地为失去了他而悲伤。我们这一辈人，真如中庭老树的叶子“一日秋风一日疏”了。但愿你念着他对你的关切而自己保重。
杨绛手上
二OOO年六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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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【1998年】她不声不响送走钱锺书
——高莽（1999年4月12日刊于“朝花”）
钱先生八十寿辰时，有一些单位要为他祝寿。先生闻讯后，坚决不同意。钱先生讲过一句极富哲理的话：“老去增年是减年。”他还提过一件事，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，被他婉言辞谢。同时，他给朋友写信，说：“何苦来呢！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，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，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。”这是真理，是实话，更是人生的观点。可是他的话被人给捅出去，又被人误传。其实这句话有普遍意义的话，真正做到需要有胆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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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先生临终的遗愿是：遗体只要有两三个亲友相送，不举行任何仪式，不留骨灰。忠贞的伴侣杨绛先生严格地执行了钱先生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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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12月21日，杨先生带着几位亲友，在火化炉前鞠躬三次，不声不响地送走了这位二十世纪的伟大学者。
1912年，杨绛1岁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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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图片除标注外来自网络 ?本文编辑：伍斌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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